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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作谈 | 兰东兴:挥不去的乡愁


我来贵州28年了,已经彻底被贵州少数民族精彩、奇特的文化和生活吸引,很多学术研究都与乡村有关,与民族文化有关。


在做国家课题《西南少数民族口述传播史研究》的过程中,我看到了曾经沁润入生活的口述传播形式,曾经和口述传播互为一体的神话、传说、故事、歌谣,曾经在婚丧、节庆和日常生活中演述和吟唱的起源神话、英雄史诗、民族迁徙史、祖先创业史、村落风俗伦理、民间生产生活技能等,随着老人离世而终结,随着传统村落破坏而消失,这不禁令我对民族文化的前景心生焦虑。在少数民族地区,饱含历史信息的歌舞、服饰和建筑,散发着神秘、庄重、肃穆气息的古老仪式,凝结思维、情感和智慧的绝技,正在村寨中颤巍巍地飘摇,如果再不加以保护就会成为绝响。


我为此心痛不已,也开始深思,寻找解决之道: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在乡村,要保护优秀的传统文化就必须从保护传统村落开始;中国的传统村落在现代化进程中亟待保护,少数民族灿烂的传统文化需要村落作为其传承空间;知识分子有责任研究传统文化生存和传承的机理,有提出科学地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对策的使命。2012年初,我又一次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,题目是《贵州少数民族村寨文化传承研究》。


自该项目立项后,我用两年多时间深入贵州少数民族地区,考察了近百个村寨,采访了当地众多的村民及基层干部。行程数千公里,拍摄上千幅照片和几十盒影像带。几乎每到一处都会与当地人座谈,查阅村民的家谱,倾听村民讲述村寨的风俗和历史,观察村民的生活状况,最终形成约60万字的课题成果。


现在全国出现了申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热潮,学术界的主要目光也聚集于村落保护,特别是从事建筑学、经济学、社会学、政治学、旅游学、生态学、民俗学等研究的学者。现在,学者对村落文化传承的研究成果还不多,对某个区域的村落文化传承深入的研究很少。我在做本项目的研究中,提醒自己不要把视野只局限在村落保护,而要由村落保护推进到村落文化保护与村寨文化传承。


我从小生活在乡村,长期行走在乡村,村民的生活处境和村落的未来始终萦绕心头。浓浓的乡愁挥之不去,乡村的传统文化令我迷恋,乡村的宁静让我放松,乡村正在消失的传统也使我揪心。沉淀在传统村落的历史犹如远方岛礁的星火,撩动我的研究兴趣;现代化的脚步声,不断刺激我内心最柔弱的神经,倒逼我把研究重点放在村寨文化的保护和传承。所以,对传承内容的研究,我习惯性地把重点集中在分析哪些村寨文化可以得到很好的传播,哪些文化可以充分的传播,又有哪些文化在传播中会发生变形。


在观察村落文化传承方法时,现实提醒我主要考察现代媒介对文化传承的影响,思考哪些文化内容仍应坚持人际传播,探讨哪些文化不能改换传承的空间,又有哪些文化可以借助外部力量走出传统的空间。在研究村寨文化传承的主体时,我几乎出于本能地把关注点放在分析村寨普通村民、村寨自然领袖、政府部门和民间力量在村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和内在动力。对村寨文化传承活动的研究,我的情感已靠近村寨中浓郁的烟火,沉醉于寿诞、婚姻、丧葬、岁时节日和寻常的细节,希望从中寻找文化的基因和传承的脉络。


在研究的每一个环节,我跳不出现实关怀,这注定是我学术的宿命。我在具体的案例分析中反复呼吁:对村寨文化保护必须坚持活态传承、整体传承和以人为本的原则,任何将村寨文化从村寨中剥离出来的做法、忽视村寨经济发展和村民物质生活改善的观念都是错误的;“生产性传承”不仅适用于对非物质文化保护,同样适用于对物质文化的保护;保护村寨文化就要保护村寨环境和文化空间,就要努力做到传统生产和生活的延续性,寻找社会发展与传统延展的契合点;保护地域性的传统文化不是终极目标,而是为了实现生活美好、环境友好和发展的可持续。即便我的呼声很微弱,那也是我的拳拳之心。我要对得起学术良知,对得住生于乡村且行走于乡村的赤子之心。


行走乡村的脚步没有停歇,希望处处看到中国乡村别样的乡愁。


  文/兰东兴

  文字编辑/陆青剑

  视觉实习编辑/罗茜尹

  编审/李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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